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大法官看英國學生

1934年,法蘭克福特大法官還是哈佛法學院的教授,他以訪問學人的身分遠渡大西洋到牛津大學擔任巴利奧學院的伊斯特曼講座講授。他在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也提及了他對英國和美國頂尖學生的看法。


雖說是"英國"和"美國",但其實把它改成"牛津"和"哈佛"恐怕更恰當。因為大法官的樣本恐怕也僅限於這兩個地方。


首先,他說兩邊最頂尖的學生 -- 拿羅德(Rhodes)獎學金的美國學生和在牛津名列前茅的英國學生 -- 可說是無分軒輊。(Well... 開什麼玩笑,拿羅德獎學金的學生是什麼樣的人物啊。)


至於普遍的情況,大法官認為英國(牛津)的學生優於美國學生。原因是,他說,英國學生有閱讀原典的習慣;英國學生會真的去讀洛克或霍布士的原著,並且可以評論以及同其他人討論這些思想。照他的意思,美國學生,相較之下,似乎是欠缺耐心花時間和困難冗長的論著共處。(但我想,我們這個年代資訊爆炸,近幾十年來所發表的優秀學術文章和書籍如此之多,恐怕讀原典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來說是愈來愈不鼓勵了吧?)


此外,他批評說 "courses" 是美國大學教育欠缺學術深度的元凶。雖然我不太確切理解他說的 courses 是什麼意思... 但他接著說,courses這種次等的制度是牛津所不採的。我猜測他想強調的是牛津著名的 tutorial,就是教授和學生一對一的討論時間。據說這是最能將天資聰穎的學生琢磨發光的教育模式。但大法官也精準的點出一個事實,就是牛津這種模式畢竟是緣起於高等教育僅有非常少數的精英才能接受的時代。隨著社會變遷,高教規模的擴張,這種模式的維持便會逐漸困難。


總體而言,大法官的結論是英國學生的聰慧才智優於美國學生。不管實際的情形是怎樣,這個法蘭克福特教授在1934年時的個人觀察著實令人感到有趣

2011年3月25日 星期五

閒書手記 - Dark Continent 系列 (一)

二十世紀歐陸的故事。

以下內容根據 Mark MazowerDark Continent 的 Preface。

1989年蘇聯共產帝國瓦解,西歐的自由主義,偕同市場經濟,迅速向中、東歐擴散;許多人視此為自由民主憲政制度遲來的勝利。今日,歐洲傾向視自己土壤下流動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的泉水。因此,1989年結束的冷戰或許貌似一個新開始,但從意識形態的消長以觀,歐洲人更傾向認為是歐洲文明的回復正軌。

但作者透過還原上世紀初的歐洲世界來質疑這種自由主義的篤定。世紀初的歐洲是一個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大陸。以君主為核心的舊秩序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起煙消雲散;歐洲需要新的政治理論與意識形態來填補權力真空。自由主義或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選項,但卻也不是唯一的選項。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同樣擲地有聲。尤其是在戰後百業蕭條的社會,自由主義推廣的那種對社會正義、民生需求態度消極的有限政府格外顯得不切實際而難獲公眾認同。

由此看來,戰間期其實是為二十世紀的大陸上三大政治意識形態的宏偉鬥爭揭開序幕。方其時,自由主義會像今天這樣深植人心是難以預料的的。相反的,在1940年上下,希特勒的國社主義似乎更有決定歐洲未來面貌的王者氣象 -- 西歐僅剩英國偏安於海峽彼端;東歐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高加索的群山,都在德國的行政治理或軍事占領之下。

未料,五年之內態勢急轉直下。共產主義展現驚人的精神與物質力量,在1945年徹底擊垮國家社會主義。戰後,鬥爭便集中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直到1989年,自由主義才戰勝其頑強的對手。今日,歐洲似乎暫時看不到共產主義能東山再起的跡象。

這個回顧在於正視自由果實之得來不易。比起主旨僅在於替換市場經濟的共產主義,納粹對自由主義構成的挑戰、威脅是更根本、更直接的。希特勒的企圖在於替一戰之後茫然的歐洲建立新的自我形象 -- 一個不同於美式自由民主與東方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新歐洲。納粹的榮景代表的是歐洲人的追尋和試驗。但在1945年災難性的收場後,德國以外曾經對元首呼喊過萬歲的歐洲人羞赧地面對這段紀錄,企圖將這段歷史詮釋為極端環境所造成的短暫失序。作者認為這個做法勾消了歐洲人有意識地尋求新秩序、新文化、對於當時困頓的社會難題可行的解答的嘗試。納粹無疑是一個災難、令人難堪的失敗,今日自許熱愛自由的歐洲人也因此不想認為歐洲曾經認真地看待希特勒推銷的產品。作者認為這是錯誤的 -- 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異常人格決不是分析這段往事的正途。

面對這段歷史會讓歐洲人更虛心看待自己也更對別的地區放低身段。例如,自許文明的歐洲人不屑視東南歐這些邊疆區域為歐洲的一部分,因為它們血腥內戰所展現那種 "只有人類學家才能分析的原始部落相殘" 不符合歐洲所表彰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這種自命不凡,恐怕來自對自己過往紀錄的盲目。史學家的任務在於用不可知論的疑心來挑戰任何"生來就是如何"的論述,重現今日價值體系演化的坎坷過程;客觀分析不同於自滿和居心叵測的政治修辭,有時可能會讓充滿激情的讀者失望。但欲認識真實的"歐洲"卻是非如此而不可得。

不過,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回復正軌。其實歐洲人也並非毫無根據持有這種想法 -- 第一次世界大戰甫結束時,歐洲的確出現一片擁抱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氣象。但之後為何又會"失序"而讓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抬頭了呢?請待下回分解。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牛劍傳聞

牛津和劍橋相同之處遠多於相異之處,(無聊的)大學排名也無法幫助局外人分辨兩者的差異何在。

但日積月累下來的微妙區別確實是有的,以下是從和老師閒聊之中聽來的。不過必須講明,這只是閒聊的內容,或許只是老師的個人意見,因此當八卦聽就好。

學術上,牛津以文史為強項;劍橋則優勝於科學。至於法律,老師以劍橋校友的身分表示"平分秋色吧" (我的翻譯)

但牛津有一個劍橋沒有的特色,就是牛津傳統上與英國政界有相當緊密的聯繫;因此立志從政的青年多半負笈於牛津,現任英國首相即為著例。類似的論述我也在其他地方聽聞。記得有次憲法老師打趣地說,英國下議院的大臣答辯時間,在她看來,和牛津的(男)學生辯論賽沒兩樣。

此外老師也大大推崇劍橋的學院生活。雖然"很多人覺得學院太與世隔絕," 老師說到,"但我覺得學院生活最引人入勝的部分就是這個與世隔絕。" Well, 看來老師是偏愛中世紀的修院遺俗。

老師也提到,今日的劍橋大學也非所有課程皆有一流品質,尤其跟美國頂尖學府相比。但劍橋(同牛津)無可超越的是其悠遠的傳統。而 "傳統... 就是實力。" 說完淺淺一笑。

最後,老師提醒我千萬不要錯過即將在倫敦舉辦的牛劍划船大賽~

宣戰權的配置

宣戰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動對外軍事行動前的一個正式聲明。在憲政國家,宣戰權的配置也有所不同。

美國憲法將宣戰全權委由國會。總統雖為三軍統帥,但初階段宣布與敵國進入戰爭狀態的權力由國會掌握。

英國則不同。宣戰名義上是由君主昭示,實質上則是由首相掌握。此為所謂皇室特權,議會不得干預。

但當然,兩地憲政實務的發展使實際上宣戰權的行使大同小異。宣戰權歸屬國會的美國,不代表實際上總統在對外侵略上純屬被動角色。而在英國,握有宣戰特權的首相在實際上也不代表可以不必徵求議會的認可。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憲法初始的配置似乎沒有帶來實質的區別。

不過,宣戰並不是一個國家能與他國展開軍事鬥爭的唯一合法途徑。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西方國家的軍事行動大多透過聯合國的授權而發起,因此往往沒有經歷宣戰的步驟。而小布希對伊拉克發動的攻擊,更完全是透過擴張解釋總統統帥權來回應違憲質疑。

或許不管由哪個憲法機構掌握宣戰權,重點是在軍事行動的發動 -- 無論是透過宣戰或是其他五花八門的途徑 -- 都應該符合民主與問責的要求。畢竟,海外的軍事冒險需求的是公民性命與鉅額稅款,理當具有代議或直接的民主基礎;政治人物、法院、以及公民都應據此思索如何透過憲政實務來充實最基本的憲法條文。

聯合國的決議可以授權會員國發動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很可議的。會員國本身的民選代議機構在這個情況下被跳過,一般公民連最起碼、間接表達意見的參與機會都沒有。單單訴諸於所謂國際條約義務,恐怕沒有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法官在議會

許多時候,司法判解受到公眾質疑、挑戰是好的。法律條文乃透過法官的詮釋才得以進入公民的生活,因此法院的審判以及對法律的解釋適用,其實也是一種立法、造法的活動。創造法律,必然影響普遍公眾的生活,故而,對照公民對立法和行政兩權所施行的監督,司法權沒有道理全然不受約束。

不過,監督司法的議題涉及了兩種無法完全相容的利益。一種是上述的民主監督機制,而另一種則是司法審判的專業性與獨立性。顯然,許多現代憲政國家為了後者,而大幅犧牲了前者,因此許多國家的法官派任皆不透過民選。如此取捨或許是反映出選舉制度的侷限,也或許是暴露出少數制憲精英對於大眾集體決策能力的偏見與不信任。坦白說,民主的能力究竟到哪裏,恐怕是一個有待實證研究且各個社會有別的課題。就司法人員的遴選來說,開放民選是在臺灣絕對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承擔失敗風險的將是司法威信。穩健的策略是另謀他途;例如,委由代議士來監督和問責法官便是一個方案。

透過立法要求法官到國會接受議員或是委員會的質詢是一個能兼顧司法專業與獨立性的民主監督機制。當然,並非讓全體法官都有受質詢的義務,這種作法不可能也沒必要。須受質詢者,應當是能變更與形塑司法實務見解的最高法院。舉例來說,已有論者(我想到的是張升星法官)提到,包括之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司法黃牛案的輕判、台中市議會議長電玩業者關說案的無罪、以及陳前總統二次金改的無罪判決,反映出的其實是受最高法院陳舊判例所桎梏的實務見解。按照現行制度,下級法院須依據上級法院的判例來作裁判,而上級法院又能推翻下級法院變異、創新的見解,而最高法院便是高居此判解層級頂端的權威。因此,與其撻伐下級審法官,不如問責最高法院的耆老。

在此須釐清一個常見的誤解;亦即,許多論者常以初審判決作為司法與社會脫軌的論據。然而,初審法官的法律見解若有錯誤或與忽略衡平,制度上已設有上級審加以矯正。除非上級法院一路至最高法院竟皆放任初審法院胡亂判決,否則單單初審法院的裁判脫軌,仍在制度設計的預期之中,也就是可以輕易透過審級制度導正。真正麻煩的問題是最高法院自身的見解與當代社會脫節,同時卻又約束了下級法院判決與時俱進的餘地。因此,解鈴還須繫鈴人,最高法院才是增強司法問責性的焦點。

要求最高法院法官到國會質詢,目的在於構築一個司法與公民得以充分溝通的平台:代表司法的資深法官在此受代理公民的國會議員詢問及挑戰;法官必須說明、解釋、以及辯護他們在審判上所採用的法律見解 --- 特別是在法院所採用的價值觀與當下社會所通行的觀念有所出入時,法官更須提出有說服力的理由來證成法院對社會通念的偏離。其實,我相信國人大多時都信賴我國法官的專業素質,在這種場合下以理服眾當非難事。倘若果真未能以法以理昭人折服,這興許也是提醒法院應該檢討自身的見解是否有修正的餘地。

如何強化司法系統的問責性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不會有唯一而排他的解答。我輩須有的基礎共識是,在不犧牲法院的專業與獨立之下,儘可能思考如何讓法院與公眾有更多溝通,使法官在價值選擇與陶塑法律見解時,對於社會價值採取一個更加慎重和謙卑的姿態。當公眾逐漸透過監督和參與而緩和對司法裁判的疏遠及不安全感時,隨之提升的司法威信也是法院的重大獲益。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法典外的憲法

中文版序

前幾天用英文寫了這篇,但大概不多人對我的破爛英文有興趣。是的,我可以理解,所以我今天花了一些時間翻成中文,大家不用受苦了。話說我之前是想打算模仿牛津公法與政治學者Prof. Vernon Bogdanor的書寫風格。他在他的新作 The New British Constitution 裏以爐邊閒談的口吻與讀者侃侃而談英國憲法變遷的種種議題,彷若閒話家常的行文間卻是議論縱橫,大師風采令人神往。所以呀,我就不自量力的給他學一下。哈哈,話說中文版應該也保持了這份初衷啦!

本文

事實上,將憲法分為成文和不成文兩類有時會使人誤解。讀者或可輕易指出美國、德國、和法國是具備成文憲法的國家,而英國則是不成文憲法。然而,這很難說是完全正確的。

此緣因於【憲法】一詞本身的定義。本詞其實指的是所有關於國家機構組成與權力行使的基本法則,這些法則有法律,也有法律以外的規範。這樣看來,即使美國,在她出名的美國憲法法典之外,也有一些不成文的憲法法則,而即便是英國,也有一些憲法性質的法規,例如議會法,是可以被當作成文憲法來看待的,只是我們不會只用【憲法】兩個字來稱呼他們。

不過,當人們想要強調收納和記錄了所謂國家根本大法的那份文本,成文或不成文的分類方式還是有其重要性。這樣一份基本大法的法規清單常常被冠上【憲法】二字作為名稱。在英文裡,這類文本名稱的字首都會用大寫,讀者可以多施注意。這類憲法文本的有無,可以區分所謂的成文憲法制度以及不成文憲法制度。

接下來,我想恭請讀者想一想何以一個國家或一群人民會想要制定一部憲法呢?即使是我國(中華民國)的開國元老,也都將制憲視為民國肇造後的第一要務,雖然成文憲法這個構想是澈澈底底的西方進口,而在中國的久遠的政治與法制史裏也完全無先例可循。而即便今日的臺獨團體,也同樣熱切地鼓吹重新制定一部臺灣憲法來替換現行 "過時" 的中國民國憲法。何以這種制憲的構想會與這些人物如此相親相愛呢?尤其是那些渴想一個新氣象與嶄新開始的人們。

這邊我會制止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很有可能會需求一個冗長的敘述以及勞心傷神地對西方文明的史學、系譜學、以及哲學的探索及分析。我僅打算向讀者強調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憲法的誕生總是跟隨著政治的動亂以及人民對一個嶄新開始的渴望。

引人注目的是,近代以來,不同文化下的人似乎都對成文憲法具有堅定的信仰。他們相信這樣一個法律文本可以神蹟般地成為國土上的最高權威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並產生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時常因為人民先是受苦於暴君的獨裁,而因此將這個暴虐的統治者推翻,並再創立一個新政權。但是,這個新政權的統治必須順服我們全體人民的意志,而能防止新政權濫用我們所賦予它的權力的方法就是去塑造一部新憲法。這個理念在美國非常成功地被實踐了。但是,這個理念是否充足完備,卻在其他地區的行憲經驗下顯得問題重重。

中華民國,又來了,就是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制憲理念距離真正實踐憲政國家有多麼遙遠,離一個尊敬法治、公平自由的選舉、所有公民享有自由權以及平等保障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多麼遙遠。當我國憲法第一份版本被確定公布後,這個國土上的最高權威即刻證明它在中國國土上確實是萬人之上,但卻是一人之下 --- 政府元首及三軍統帥 (呵,同一個人)比憲法更高一點。憲法文本被統治者凍結,而國家權力被國民政府壟斷而不受約束的行使。

誠然,當時這個多災多難的新生共和國面對來自共黨叛亂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威脅,而這個非比尋常的戰爭動亂狀態或可正當化國民政府凍結憲法的集權行為。畢竟,為了保全國家的存續,小我必須被犧牲。確實,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烽煙連天之時,也是基於同一個理由凍結了美國憲法中的人身保護令及法院提審權,以方便聯邦政府肅清來自南方邦聯的叛亂者。林肯也是表示,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如此。

雖然我不敢說我是衡平國家安全與公民自由的專家,我不敢說這些凍結憲法的決定是否真的合理與必要,但我依然想要指出,許多我們這個時代卓然有成的思想家確實表達他們的懷疑。這邊只舉一個例子,是由知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布倫南所說的一段暮鼓晨鐘之言:

當我們反省我們美國在戰時或自覺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公民自由所受到的貧乏對待,我們就會對我們的憲政成就難以感到自傲,反而甚至感到難堪... 每當這些所謂的國安危機遠離之後,合眾國都會悔不當初地發現,當初那一切對公民自由的限縮完全是多餘的。但是,當新一輪危機出現時,我們仍將發現,從歷史中習得教訓而防免重蹈覆轍是如此的困難。


先暫且不論凍結憲法的必要性吧,我想點出的是成文憲法的脆弱以及不穩定。不只在吾國,許多其他新生的國家亦然,我們都可以看到國家權力如何輕易地被獨裁者隻手襲奪。而當初那些革命者、改革者、或制憲者對民主、憲政、及公民自由的美夢就這樣破滅了。從開國立憲以來,我們國家花了將近八十年才真正開始起步讓憲政步入正軌,在此同時,卻仍有無數的國家仍然對他們開國先烈以及全體國民的政治宣言視若無睹。

這些事例乃是要說明,單單成文憲法自身是不足以成為能成功實踐民主政治的充分條件的。良好運轉的民主政治所仰賴的基本法則不單包括法典上所撰書的規條,尚且包括了法典以外的法則。這些法則大多無法被憲法法典所記錄窮盡,但不能形諸於立法文字卻絕不代表他們比較不重要或不需像法條一樣被遵守。倘若我們粗心地忽略這些法典外的憲法的重要性,我們的政治必定會面對極大的危機。這些法典外的憲法,可能是憲政慣例、或是慣行、甚至僅是存在於政客內心的專業倫理、責任感、以及美德。

我知道最後一項聽起來很陳舊過時,但我委實相信他的重要性。如同我上面敘述所暗示的,單靠成文的制度無法隨時保障民主憲政秩序的良好運轉。當法律制度技窮之時,自由之福的唯一保障恐怕就端視受人民委託大權的政治家們如何行動了。不同的行為往往取決於政治家們對於那些奠基及環繞於憲法的崇高理念的信念。而正是這樣一個信念的有無,區隔了喬治華盛頓與朱力亞凱薩;區隔了合眾國的民主共和與羅馬的君主專制。

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The Intangible Constitu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written and unwritten constitutions is in actual fact sometimes a misleading one. Readers could easily refer to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France as to countries hav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while Britain as a unwritten one. Never the less, this is hardly a truth.

This is because of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he term 'constitution'. This term should suggest all the rules, legal one and non-legal one, which gover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power. In view of this, ev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me unwritten constitutional rules in addition to its emblematic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d, even Britain has some constitutional statues such as the Parliament Act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lthough without a capital 'C'.

Yet, this classification of written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remains useful when people want to emphasise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rules, largely legal ones,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al power in a country. Such a canon of fundamental legal rules usually are entitled Constitution. Readers should notice it is distinguished with its capital C. The existence of this kind of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distinguishes between regimes with and without a written constitution.

The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readers to think about why a country or a group of people wants to ordain and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 Even the forefathers of our country,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ed the making of a Constitution as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new Republic, even though the idea of a written constitution is utterly a Western import and unprecedented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legal history. Even the today Taiwan Independence activists are keen to the making of a new Constitution of Taiwan to replace the current 'archaic [sic]' Constitution. Why is the idea of written constitution so dear to these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desperate for a fresh start?

I will refrain myself from try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hich is likely to demand a lengthy account of painstaking historical, genea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and analys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Here, I merely want to point out a significant fact for the readers: that the birth of a Constitution always follows political unrests and people's yearning for a fresh start.

Strikingly,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appear to have a strong faith in Constitu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can function miraculously as a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that attains the purpose of limiting the governmental power of their new regime. Because we the people had suffered bitterly the reign of the tyrants, we thus overthrew this unjust government and founded a new one. This new one shall merely exercise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us, and the means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the delegated power by this new regime is to craft a new Constitution. This ideal is successfully embodi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However, whether this ideal is self-sufficient is in actual fact rather questionable in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many other plac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 is a example of how far the ideal of Constitution is from the real practice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honouring the limited government, the rule of law, the fair and general election, and the civil liberty and equal protection of all citizens. Immediate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our first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this supreme law was proved to be supreme in the land except our supreme head of government and arm forces. The text was frozen and the governmental power was exercis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entrally and unlimitedly.

Certainly, the extraordinary wartime conditions faced by the nascent Republic might justify such suspension of our constitutional regime on the grounds that only a highly centralised reign could resist all the vicious threats, posed by both the communist riot and Japanese militarism.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survival of the whole,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 part of our political schemes should be sacrificed, only for a short while. True, Lincoln also suspended the habeas corpus of the US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violent American Civil War, and he tried to justified his unconstitutional decision exactly by the foregoing cause: that I have to save the all.

Although I am not confident about myself as an expert of balanc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civil liberties so that I dare not to say that the suspension of our Constitution or the US one was unnecessary, I still want to point out that many of the eminent thinkers of our times do have expressed their doubt. Just to provide one example here, an informative account given by a renowned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 Brennen:

'There is considerably less to be proud about, and a good deal to be embarrassed about, when one reflects on the shabby treatment civil liberties have received in the United Stares during times of war and perceived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fter each perceived security crisis ended,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morsefully realized that the abrogation of civil liberties was unnecessary. But it has proven unable to prevent itself from repeating the error when the next crisis came along.'

Putting aside the necessity of freezing the Constitution, what I want to note is that how fragile and unstable a written constitution can be. Not just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many other nascent countries can we see the governmental power was easily seized by the dictator. The initial dream of a real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and civil liberties of the benign revolutionists, reformers, or constitution drafters failed to come true. Our country had spent almost 8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is Republic by the time we commenced to enforce the rules in our Constitution, while many countries today still do not take seriously the political proclamation of their forefathers and We the People.

These facts just illustrate that a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itself, is neve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a successful democracy. The fundamentals of a well functioning democracy comprise both legal and non-legal rules. The latter can hardly be exhausted by the Constitution, but these non-legal rules are by no means less essential than the legal rules recorded in the text. The crisis will be serious if we recklessly ignore how significant these non-legal rules are. These rules may b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r customs, or just the ethics and virtues of politicians.

I know the last one sounds anachronistic, yet I truly believe in its significance. As I mentioned above, the tangible institutions can never in itself guarantee the well function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t all times. At times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legal machinery emerges, the only safeguard of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depends on how the persons entrusted with powers by us will beha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haviours turns on politicians' conviction of all the ideals underlying and around the Constitution. This conviction distinguishes George Washington from Julia Caesar; the democr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onarchy of Roman Empire.